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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1-23
视频电话。
有时候不打视频通话，就打电话。
曾经他在午睡前给我打电话——他知道我要午睡，却故意在电话那头扯着细细的嗓子喊：“孙若熙别睡啦！起来帮我写作业！”我窝在被窝里跟他开玩笑似的拌嘴，累了，就把电话一挂，手机一扔，倒头就睡。
起床却捡起手机继续打电话，聊到没话可说，他在玩编程，半天才回我一句话。
我故意赖着不挂电话，我就把手机放在钢琴上，自顾自地弹钢琴。
弹完拿起手机一看，电话早在五分钟前挂断了。
这样的行为一度让我非常怀疑邓子丞喜欢我。
于是我专门悄悄地跑去QQ上找他的死党邓吴奕，问邓吴奕他的推断。
他信誓旦旦地跟我说：“不会的，你别多想。子丞他就是放假比较闲，他也不只找你一个人聊天。”天衣无缝地打消了我的顾虑。
后来，我们要开线上誓师大会，每班派一名代表录中考加油视频。
这一重任毫无疑问地落在我身上。
我想着如何别出心裁，就邀请邓子丞和我一起录。
到快要录的时候，他突然跟我说他不跟我一起录了，理由则是各种搪塞，说什么自己不太好意思。
我劝了他很久，最后一通电话直接把他骂到不敢出声，然后愤怒地挂了电话。
我其实是个很随和的人，平时很少生气，但那一次真的气到我眼泪都出来了。
眼泪里一半是生气，一半是难过。
生气当然是因为他突然撂担子走人，难过则是因为自己突然发现会因为他那么生气。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对邓子丞的感觉都是被李皓泽的事情所覆盖的，直到那一天我第一次深深地感觉到，他原来在我心里有那么沉甸甸的分量，重到可以把我砸出眼泪。
之后他当然诚恳地道歉了，并诚实地说出了不和我录视频的原因：原来学校突然找了包括他在内的一群学长学姐给我们录中考加油视频，他就不好意思再出现在我的视频里，并提出给我吉他弹唱一遍原版的《你笑起来真好听》并且发在空间里@我作为补偿。
我抹了抹鼻子，又破涕为笑了。
当然最后结果是到现在他还欠着我这一首歌……对不起，我记忆力还可以，欠的总是要还的。
别想逃。
中考前一天，按照惯例举行了盛大的送考仪式。
由于疫情的影响，中考推迟，因此高一已经放假了。
我知道他会来，但直至随着送考队伍走出校门好一会儿，我也没有见到他。
终于在我快离开的时候，他拿着相机出现了。
他给我拍了几张举着向日葵、穿着红衣服的照片。
我正要跟他道别，一个埋在心里很久的念头突然抑制不住地涌出。
我张开双臂，站在校门口微笑着看着他。他还拿着相机，头一歪，眼里闪着迷惑：“嗯？”
“抱一下，可以吗？”
声音小得我自己都不确定有没有说出口，至少早已被轰鸣的车流声和喧嚣的淹没了。
他似乎没听清，又似乎听见了，站在那里愣了好一会儿。
我把手臂放下来，说：“算了。拜拜！”就头也不回地走了。
阳光好刺眼。
人们都向前走，没有停下的意思。
我中考时完全没想起这回事儿，是中考完那一天他找我聊天提到的。我只能含糊过去。
五
中考完那一天，我凌晨两点才睡觉，睡前被告知第二天我要六点钟起床拍毕业照。
众所周知，拍集体照是一件无聊又费事儿的事情。
前半段还尽量保持愉悦的心情，后面越来越困，越来越烦躁，靠和邓子丞聊天打发时间。
由于我一直没有确定到底去二中还是三中，他疯狂劝我去二中夏令营以及读二中，甚至发给我“（撒娇）”的信息。
我当时还想的是：好一个帮自己学校拉优秀生的好学生。
终于拍完了，我坐上车，困意和烦躁已经把我的脑子搅成一滩浑水。
我在昏昏沉沉中突然问邓子丞：“你会上大学跟我谈恋爱吗？”在车上几次点开聊天框，却没有回复。
到了家连午饭都没吃，倒头就睡，醒来时忽然想起自己的问题还没被回答，从床上弹起来看手机。
“不会。”
我回道：“对不起，我中考完脑子不清醒了，你就当我没问吧。”
那一刻的心情很复杂。我想我已经喜欢上他了。
后来还是去了启天营。在车上的时候，我妈用半威胁的语气警告我：“别以为你去了二中夏令营，就一定会去二中。”
第一天早上是物理课。
我有慢性荨麻疹，前一天晚上忘记吃药了，这天早上皮肤痒得难受。
于是我发消息给邓子丞，让他帮我向老师请假，让宿管开门。
他陪我去二营找老师，带我回宿舍。
在二报门口，一个穿着启天营绿色衣服的学姐突然窜出来，拔下一边他的蓝牙耳机戴在自己耳朵上。
我第一反应是生气，第二反应才发现我居然生气了，而我没有任何生气的身份。
平时自来熟的我这时却只淡淡地回学姐。
邓子丞似乎察觉到我的不耐烦，解释了一下就带我离开了。
（走到一半才发现他的一边耳机还在学姐那里，又跑回去拿）。
我回到宿舍拿了药，一边走在心致楼和心远楼之间的小路上，一边和他解释我的病。
我走在前面，看不到他的表情，也没有听到任何回应的声响，只低头看见小路顺着台阶延伸，阳光细细密密地从枝叶间落下，俨绿的青苔踩着阳光的节奏，跳跃。
对于上午的遭遇，我非常同情我自己，又感到害怕。
我中考那年，刚好一个很好的朋友高考，去了清华。
高中的奋斗，似乎渐渐有了确切的形象，便更加不敢肆意妄为。
“我已经立了 flag，高中阶段不谈恋爱。”我倒着走路，看着他说。
“那我就要把你的 flag 拔了。”他似笑非笑。
我想了一会儿，决定继续欺骗自己。
……
中间有一天无聊的生涯规划课，我请了假回家。
那天晚上，妈妈陪我逛街，还没走到商场，我却哭了起来。
原因有两个：我在二中生活了一个星期，越来越喜欢二中，但又担心这不是自己以后真正上的高中，便拼命抑制自己的感情，内心十分煎熬；我已经没有办法再使我自己相信，邓子丞真的不喜欢自己，也没法说服自己不喜欢邓子丞，但想上清北的愿望是如此强烈，以至于这样的感情，就像月光照耀的白墙上的一点蚊子血。
对于我第一个问题，我妈很豪气地安慰我：“那就去二中，想去就去！没什么大不了的。反正二三中每年至少都有几个清北，你只要考到前几名，哪个学校都一样。”
至于第二个问题：“我相信你们两个都是清楚自己该干什么的人。我也相信他喜欢你，毕竟你那么优秀，你身上有那么多吸引他的地方，喜欢也很正常。”
好不容易花了一个多小时，我才渐渐由放声大哭转为啜泣。回到家的时候才恢复平静，但眼皮还是肿的。
当时他不在启天营，而是在外面上物竞培训。
我洗澡的时候给他发消息，问他什么时候回来。
他回答后，我又追问：“回来了以后还要再去吗？”他说有时要回去做实验。
紧接着他来了一句：
“想我了？”
回“是”吧，好像不太得体；回“不是”吧，好像不太真实。不行，我要反击！
“邓子丞我问你，很严肃的那种：你承不承认你喜欢我？”
发完消息我把手机仍在一边，去洗澡。我洗了半天手机愣是没动静。
怂了？
我擦干手，解锁屏幕，在我的问题下，我看到了他给我的回复：
“承认”
那层窗户纸，破了。
第2章
一
临近表白的前几天，他外出培训物竞，不在启天营，所以我好几天没见他。
表白完的第二天下午上课前，他奇迹般地出现了。
这是我们互相表白后第一次见面。
从他绿色的身影出现在二报门缝里那一刻，我就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看，他也径直向坐在第一排的我走来。
他在桌子对面弯下腰来，拿起笔用他的思路开始给我讲我在线上问他的物理题。
我承认他的思路很新奇，对我有很大的启发，但我几乎没有听进去——我和他的头几乎碰在了一起，交换着彼此的鼻息。
我拼尽全力把注意力集中在题目上，可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他离我好近好近……
这个耀眼的男孩，终于来到了我的身边。
启天营中间有一天晚上是那一届毕业的学长学姐在一报做经验分享。
他在散场的时候，才从门外出现。
我和他一起走回宿舍。
突然他停住了脚步，在饭堂门前这片开阔的空地抬起头。
我也停下了，两人一起仰直了脖子——好多的星星！
像用粗细不一样的银针戳破了夜的帷幕，帷幕之后是滚烫而明亮的光。
他说：“看啊，最亮的那颗，应该是天狼星，旁边是牵牛星、织女星；还有金星…… ”
我知道，他一直向往的是航空航天专业。
后来他去操场拍了一张星轨的照片。
画面主体是启天楼，斜上方的天空划过几条星轨。
我截了那个星轨的一段，作为自己的手机锁屏。
这一用，就是五年，即使我高考完换了手机，用的还是这个锁屏。
接下来是短暂的分别。
当时我还一心向学，而且对谈恋爱这件事情不置可否，我和他的语言仅限于毫无端倪的正常交流，除非他主动开一些暧昧的玩笑。
也正因如此，他还是找我找得很主动，要么是很热心地给我介绍高中的学习，要么是很无赖地抓我帮他写作业——我为此还发了一条“非法强迫劳动罪”的说说来控诉他的罪行。
二
当时因为疫情，中考延误了一个月。
启天营结束以后十几天就马上开学报到了。
报到那天的安排是同学们早上去宿舍放行李，下午三点到教室集合，我被要求去教室布置收拾一下。
就在我歪打正着地找到教室在哪、在讲台上布置材料的时候，有个脑袋突然从前门探出来。
我于是使唤他帮我一起收拾教室。
后来张之鸣也来了，说这个教室没有空调，要么把整个教室的东西往下搬，要么把空调往上搬，问我有什么区别，该怎么选。
邓子丞站在一旁自来熟地接话：“区别是往上搬是做正功，往下搬是做负功。”张之鸣这位物竞老师嘿嘿地笑了。
正式开学以后，他给我主动发消息发得越来越少，回消息也回得越来越不及时。
秋季学期我们有班级辩论赛，我和楚珊姗本来打算一起参加，但由于咳得厉害，楚珊姗最后只能和其他同学一起上场。
邓子丞得知我们要打辩论赛，积极向我推荐了辩论大佬陈玮学长，也是他的隔壁班同学。
我便拜托他帮我约了一个周四的中午，和他在方形二楼食堂吃饭。
我没有陈玮的联系方式，只能通过邓子丞帮忙联系；但那天中午邓子丞突然消失，我给他打了无数个电话、发了短信，他也不见踪迹，我最后也没见上陈玮。
我自然是把他痛骂了一顿，但我已经不记得他当时的解释了，好像是手机没电了。
类似的事情不止发生过一回。
有次我让他中午帮我打饭。
因为他最后两节体育课，可以先去饭堂打点好吃的，而且那周他们班值周，他会在饭堂门口维持单项进出的秩序。
我大概十二点十几分到达饭堂门口，来来回回绕着四个饭堂走了几圈，都没见他。
问他们班的同学，也没有人知道。
熙熙攘攘的饭堂里，大家有说有笑，迈着有条不紊的步伐，只有我横冲直撞，穿过人与人的缝隙，却不知道要跑去哪里。
当时我既担心失望，又满怀希望，总是幻想着下一个转角就能在人群中一眼把他的身影拎出来，像千里迢迢横跨大洋前赴阿拉斯加的淘金者。
渐渐地，我急促的步伐慢了下来，眼神空落落的，心如死灰。
碰到一个丁任飞，像被上了发条一样没有思考地问了他是否看见邓子丞。
得到仍是否定的答案。
我便借了他的饭卡，慢吞吞地在饭堂排队打饭。
我看上去神态镇定，甚至不屑一顾，实则心里像被沾满了水的海绵卡着，堵着，咽不下去也吐不出来。
回到宿舍，我急不可耐地打电话给邓子丞。
打了几回，他接的时候，宿舍已经关门好几分钟了。
我质问他，他说他刚回到宿舍，刚刚下了体育课就去通用技术教室摸鱼，连自己也忘记了打饭，更别提我了。
他说，孙若熙对不起。
只有一句话。
我不知道怎么表达自己的情感，但我明明白白地知道，近二十分钟的焦灼和无数次询问怎么可能用一秒钟的一句话轻飘飘地浇灭。
沉默了很长时间，我恍恍惚惚地挂了电话。
我现在写下这些文字，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三年前的失望、无助、气愤被搅成一锅糊的粥，放凉发霉到现在。
大多数时候我选择了忽视，但我从未遗忘。
三
他一直对拍星星情有独钟。
高中第一次段考的前一天晚上，我和楚珊姗走在回宿舍的路上，接到他的电话：“把你的聪明机借我用一下，我要拍星星，我的聪明机放家里了。”
我觉得好气又好笑：“明天就段考了，你还拍？段考完再拍不行吗？”
“现在天气好，拍得到星星。段考完可能天气就不好了。”
他在我回宿舍毕竟的三岔路口截到了我。
那晚没有拍成功——我忘了告诉他，我手机设置了自动关机。
第二天晚上他拿了他的手机。
这回成功了。
早上出宿舍时我恰好碰见他，于是他把照片传给了我。
照片下部是依稀可辨的男生宿舍楼，上部被辽阔的黑幕覆盖。
几道星轨划破沉寂的黑。
似乎仅此而已，但我的心却被那纯粹的浪漫划破了，有涌动的感情一点一滴渗出，是对生活的热情、对宇宙的向往，也是对他纯粹的感情。
第二天晚自习前，我翻上阶梯教室的楼顶，跪在混凝土板上用三脚架架起手机，对准星星最多的那角天，设置延时摄影。
晚自习课间来看时，却发现手机已经因电量耗尽而关机，相片未存。
唯一一张照片是第三天楚珊姗将手机架在操场的主席台上存下的，但画面中只有唯一的黑色，星星的影子无处可寻。
将手机安置在主席台那天，是段考完第一天，也是邓子丞的生日。
之前没有听到他说有关生日的任何安排，当天下午我才接到他的电话：“今天我爸在家里做了蛋糕，你去我家一起过生日吗？”
“……还有谁去？”
“我还没问啊，我先问你去不去，你去再问。”
我在操场徘徊许久。
那天是周五，是我们回家的日子。
犹豫担心过后，我终于决定给我妈打个电话请示一下，没想到她答应了。
于是我第一次去了他家里，和黄含默、罗美婷。
罗美婷先回去了，邓子丞妈妈让他送一下我和黄含默。
我们仨从南门返回学校。
因为我还要去拿快递，所以黄含默先自己回了宿舍，留邓子丞陪我。
我和邓子丞一起走进标有“阳光快递”的大门，灯光变得昏暗，四周是积灰的杂物。
在输入取件码的屏幕前，我把包背在身前，把手伸进书包里操作手机查看取件码。
取件码是八位数，一般来说我会四位四位地背下来，看一眼手机就在面板上输入四个数字。
我在查看取件码的时候，他站在我身后，趁我输取件码的时候，偷偷把手放在我的头上，轻轻地抚摸。
我的记忆系统瞬间停止工作，连四个数字都背不下来，只能抬头输入一个数字，低头看一下手机。
那是我取件最慢的一次。
拿到快递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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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不打视频通话，就打电话。
曾经他在午睡前给我打电话——他知道我要午睡，却故意在电话那头扯着细细的嗓子喊：“孙若熙别睡啦！起来帮我写作业！”我窝在被窝里跟他开玩笑似的拌嘴，累了，就把电话一挂，手机一扔，倒头就睡。
起床却捡起手机继续打电话，聊到没话可说，他在玩编程，半天才回我一句话。
我故意赖着不挂电话，我就把手机放在钢琴上，自顾自地弹钢琴。
弹完拿起手机一看，电话早在五分钟前挂断了。
这样的行为一度让我非常怀疑邓子丞喜欢我。
于是我专门悄悄地跑去QQ上找他的死党邓吴奕，问邓吴奕他的推断。
他信誓旦旦地跟我说：“不会的，你别多想。子丞他就是放假比较闲，他也不只找你一个人聊天。”天衣无缝地打消了我的顾虑。
后来，我们要开线上誓师大会，每班派一名代表录中考加油视频。
这一重任毫无疑问地落在我身上。
我想着如何别出心裁，就邀请邓子丞和我一起录。
到快要录的时候，他突然跟我说他不跟我一起录了，理由则是各种搪塞，说什么自己不太好意思。
我劝了他很久，最后一通电话直接把他骂到不敢出声，然后愤怒地挂了电话。
我其实是个很随和的人，平时很少生气，但那一次真的气到我眼泪都出来了。
眼泪里一半是生气，一半是难过。
生气当然是因为他突然撂担子走人，难过则是因为自己突然发现会因为他那么生气。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对邓子丞的感觉都是被李皓泽的事情所覆盖的，直到那一天我第一次深深地感觉到，他原来在我心里有那么沉甸甸的分量，重到可以把我砸出眼泪。
之后他当然诚恳地道歉了，并诚实地说出了不和我录视频的原因：原来学校突然找了包括他在内的一群学长学姐给我们录中考加油视频，他就不好意思再出现在我的视频里，并提出给我吉他弹唱一遍原版的《你笑起来真好听》并且发在空间里@我作为补偿。
我抹了抹鼻子，又破涕为笑了。
当然最后结果是到现在他还欠着我这一首歌……对不起，我记忆力还可以，欠的总是要还的。
别想逃。
中考前一天，按照惯例举行了盛大的送考仪式。
由于疫情的影响，中考推迟，因此高一已经放假了。
我知道他会来，但直至随着送考队伍走出校门好一会儿，我也没有见到他。
终于在我快离开的时候，他拿着相机出现了。
他给我拍了几张举着向日葵、穿着红衣服的照片。
我正要跟他道别，一个埋在心里很久的念头突然抑制不住地涌出。
我张开双臂，站在校门口微笑着看着他。他还拿着相机，头一歪，眼里闪着迷惑：“嗯？”
“抱一下，可以吗？”
声音小得我自己都不确定有没有说出口，至少早已被轰鸣的车流声和喧嚣的淹没了。
他似乎没听清，又似乎听见了，站在那里愣了好一会儿。
我把手臂放下来，说：“算了。拜拜！”就头也不回地走了。
阳光好刺眼。
人们都向前走，没有停下的意思。
我中考时完全没想起这回事儿，是中考完那一天他找我聊天提到的。我只能含糊过去。
五
中考完那一天，我凌晨两点才睡觉，睡前被告知第二天我要六点钟起床拍毕业照。
众所周知，拍集体照是一件无聊又费事儿的事情。
前半段还尽量保持愉悦的心情，后面越来越困，越来越烦躁，靠和邓子丞聊天打发时间。
由于我一直没有确定到底去二中还是三中，他疯狂劝我去二中夏令营以及读二中，甚至发给我“（撒娇）”的信息。
我当时还想的是：好一个帮自己学校拉优秀生的好学生。
终于拍完了，我坐上车，困意和烦躁已经把我的脑子搅成一滩浑水。
我在昏昏沉沉中突然问邓子丞：“你会上大学跟我谈恋爱吗？”在车上几次点开聊天框，却没有回复。
到了家连午饭都没吃，倒头就睡，醒来时忽然想起自己的问题还没被回答，从床上弹起来看手机。
“不会。”
我回道：“对不起，我中考完脑子不清醒了，你就当我没问吧。”
那一刻的心情很复杂。我想我已经喜欢上他了。
后来还是去了启天营。在车上的时候，我妈用半威胁的语气警告我：“别以为你去了二中夏令营，就一定会去二中。”
第一天早上是物理课。
我有慢性荨麻疹，前一天晚上忘记吃药了，这天早上皮肤痒得难受。
于是我发消息给邓子丞，让他帮我向老师请假，让宿管开门。
他陪我去二营找老师，带我回宿舍。
在二报门口，一个穿着启天营绿色衣服的学姐突然窜出来，拔下一边他的蓝牙耳机戴在自己耳朵上。
我第一反应是生气，第二反应才发现我居然生气了，而我没有任何生气的身份。
平时自来熟的我这时却只淡淡地回学姐。
邓子丞似乎察觉到我的不耐烦，解释了一下就带我离开了。
（走到一半才发现他的一边耳机还在学姐那里，又跑回去拿）。
我回到宿舍拿了药，一边走在心致楼和心远楼之间的小路上，一边和他解释我的病。
我走在前面，看不到他的表情，也没有听到任何回应的声响，只低头看见小路顺着台阶延伸，阳光细细密密地从枝叶间落下，俨绿的青苔踩着阳光的节奏，跳跃。
对于上午的遭遇，我非常同情我自己，又感到害怕。
我中考那年，刚好一个很好的朋友高考，去了清华。
高中的奋斗，似乎渐渐有了确切的形象，便更加不敢肆意妄为。
“我已经立了 flag，高中阶段不谈恋爱。”我倒着走路，看着他说。
“那我就要把你的 flag 拔了。”他似笑非笑。
我想了一会儿，决定继续欺骗自己。
……
中间有一天无聊的生涯规划课，我请了假回家。
那天晚上，妈妈陪我逛街，还没走到商场，我却哭了起来。
原因有两个：我在二中生活了一个星期，越来越喜欢二中，但又担心这不是自己以后真正上的高中，便拼命抑制自己的感情，内心十分煎熬；我已经没有办法再使我自己相信，邓子丞真的不喜欢自己，也没法说服自己不喜欢邓子丞，但想上清北的愿望是如此强烈，以至于这样的感情，就像月光照耀的白墙上的一点蚊子血。
对于我第一个问题，我妈很豪气地安慰我：“那就去二中，想去就去！没什么大不了的。反正二三中每年至少都有几个清北，你只要考到前几名，哪个学校都一样。”
至于第二个问题：“我相信你们两个都是清楚自己该干什么的人。我也相信他喜欢你，毕竟你那么优秀，你身上有那么多吸引他的地方，喜欢也很正常。”
好不容易花了一个多小时，我才渐渐由放声大哭转为啜泣。回到家的时候才恢复平静，但眼皮还是肿的。
当时他不在启天营，而是在外面上物竞培训。
我洗澡的时候给他发消息，问他什么时候回来。
他回答后，我又追问：“回来了以后还要再去吗？”他说有时要回去做实验。
紧接着他来了一句：
“想我了？”
回“是”吧，好像不太得体；回“不是”吧，好像不太真实。不行，我要反击！
“邓子丞我问你，很严肃的那种：你承不承认你喜欢我？”
发完消息我把手机仍在一边，去洗澡。我洗了半天手机愣是没动静。
怂了？
我擦干手，解锁屏幕，在我的问题下，我看到了他给我的回复：
“承认”
那层窗户纸，破了。
第2章
一
临近表白的前几天，他外出培训物竞，不在启天营，所以我好几天没见他。
表白完的第二天下午上课前，他奇迹般地出现了。
这是我们互相表白后第一次见面。
从他绿色的身影出现在二报门缝里那一刻，我就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看，他也径直向坐在第一排的我走来。
他在桌子对面弯下腰来，拿起笔用他的思路开始给我讲我在线上问他的物理题。
我承认他的思路很新奇，对我有很大的启发，但我几乎没有听进去——我和他的头几乎碰在了一起，交换着彼此的鼻息。
我拼尽全力把注意力集中在题目上，可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他离我好近好近……
这个耀眼的男孩，终于来到了我的身边。
启天营中间有一天晚上是那一届毕业的学长学姐在一报做经验分享。
他在散场的时候，才从门外出现。
我和他一起走回宿舍。
突然他停住了脚步，在饭堂门前这片开阔的空地抬起头。
我也停下了，两人一起仰直了脖子——好多的星星！
像用粗细不一样的银针戳破了夜的帷幕，帷幕之后是滚烫而明亮的光。
他说：“看啊，最亮的那颗，应该是天狼星，旁边是牵牛星、织女星；还有金星…… ”
我知道，他一直向往的是航空航天专业。
后来他去操场拍了一张星轨的照片。
画面主体是启天楼，斜上方的天空划过几条星轨。
我截了那个星轨的一段，作为自己的手机锁屏。
这一用，就是五年，即使我高考完换了手机，用的还是这个锁屏。
接下来是短暂的分别。
当时我还一心向学，而且对谈恋爱这件事情不置可否，我和他的语言仅限于毫无端倪的正常交流，除非他主动开一些暧昧的玩笑。
也正因如此，他还是找我找得很主动，要么是很热心地给我介绍高中的学习，要么是很无赖地抓我帮他写作业——我为此还发了一条“非法强迫劳动罪”的说说来控诉他的罪行。
二
当时因为疫情，中考延误了一个月。
启天营结束以后十几天就马上开学报到了。
报到那天的安排是同学们早上去宿舍放行李，下午三点到教室集合，我被要求去教室布置收拾一下。
就在我歪打正着地找到教室在哪、在讲台上布置材料的时候，有个脑袋突然从前门探出来。
我于是使唤他帮我一起收拾教室。
后来张之鸣也来了，说这个教室没有空调，要么把整个教室的东西往下搬，要么把空调往上搬，问我有什么区别，该怎么选。
邓子丞站在一旁自来熟地接话：“区别是往上搬是做正功，往下搬是做负功。”张之鸣这位物竞老师嘿嘿地笑了。
正式开学以后，他给我主动发消息发得越来越少，回消息也回得越来越不及时。
秋季学期我们有班级辩论赛，我和楚珊姗本来打算一起参加，但由于咳得厉害，楚珊姗最后只能和其他同学一起上场。
邓子丞得知我们要打辩论赛，积极向我推荐了辩论大佬陈玮学长，也是他的隔壁班同学。
我便拜托他帮我约了一个周四的中午，和他在方形二楼食堂吃饭。
我没有陈玮的联系方式，只能通过邓子丞帮忙联系；但那天中午邓子丞突然消失，我给他打了无数个电话、发了短信，他也不见踪迹，我最后也没见上陈玮。
我自然是把他痛骂了一顿，但我已经不记得他当时的解释了，好像是手机没电了。
类似的事情不止发生过一回。
有次我让他中午帮我打饭。
因为他最后两节体育课，可以先去饭堂打点好吃的，而且那周他们班值周，他会在饭堂门口维持单项进出的秩序。
我大概十二点十几分到达饭堂门口，来来回回绕着四个饭堂走了几圈，都没见他。
问他们班的同学，也没有人知道。
熙熙攘攘的饭堂里，大家有说有笑，迈着有条不紊的步伐，只有我横冲直撞，穿过人与人的缝隙，却不知道要跑去哪里。
当时我既担心失望，又满怀希望，总是幻想着下一个转角就能在人群中一眼把他的身影拎出来，像千里迢迢横跨大洋前赴阿拉斯加的淘金者。
渐渐地，我急促的步伐慢了下来，眼神空落落的，心如死灰。
碰到一个丁任飞，像被上了发条一样没有思考地问了他是否看见邓子丞。
得到仍是否定的答案。
我便借了他的饭卡，慢吞吞地在饭堂排队打饭。
我看上去神态镇定，甚至不屑一顾，实则心里像被沾满了水的海绵卡着，堵着，咽不下去也吐不出来。
回到宿舍，我急不可耐地打电话给邓子丞。
打了几回，他接的时候，宿舍已经关门好几分钟了。
我质问他，他说他刚回到宿舍，刚刚下了体育课就去通用技术教室摸鱼，连自己也忘记了打饭，更别提我了。
他说，孙若熙对不起。
只有一句话。
我不知道怎么表达自己的情感，但我明明白白地知道，近二十分钟的焦灼和无数次询问怎么可能用一秒钟的一句话轻飘飘地浇灭。
沉默了很长时间，我恍恍惚惚地挂了电话。
我现在写下这些文字，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三年前的失望、无助、气愤被搅成一锅糊的粥，放凉发霉到现在。
大多数时候我选择了忽视，但我从未遗忘。
三
他一直对拍星星情有独钟。
高中第一次段考的前一天晚上，我和楚珊姗走在回宿舍的路上，接到他的电话：“把你的聪明机借我用一下，我要拍星星，我的聪明机放家里了。”
我觉得好气又好笑：“明天就段考了，你还拍？段考完再拍不行吗？”
“现在天气好，拍得到星星。段考完可能天气就不好了。”
他在我回宿舍毕竟的三岔路口截到了我。
那晚没有拍成功——我忘了告诉他，我手机设置了自动关机。
第二天晚上他拿了他的手机。
这回成功了。
早上出宿舍时我恰好碰见他，于是他把照片传给了我。
照片下部是依稀可辨的男生宿舍楼，上部被辽阔的黑幕覆盖。
几道星轨划破沉寂的黑。
似乎仅此而已，但我的心却被那纯粹的浪漫划破了，有涌动的感情一点一滴渗出，是对生活的热情、对宇宙的向往，也是对他纯粹的感情。
第二天晚自习前，我翻上阶梯教室的楼顶，跪在混凝土板上用三脚架架起手机，对准星星最多的那角天，设置延时摄影。
晚自习课间来看时，却发现手机已经因电量耗尽而关机，相片未存。
唯一一张照片是第三天楚珊姗将手机架在操场的主席台上存下的，但画面中只有唯一的黑色，星星的影子无处可寻。
将手机安置在主席台那天，是段考完第一天，也是邓子丞的生日。
之前没有听到他说有关生日的任何安排，当天下午我才接到他的电话：“今天我爸在家里做了蛋糕，你去我家一起过生日吗？”
“……还有谁去？”
“我还没问啊，我先问你去不去，你去再问。”
我在操场徘徊许久。
那天是周五，是我们回家的日子。
犹豫担心过后，我终于决定给我妈打个电话请示一下，没想到她答应了。
于是我第一次去了他家里，和黄含默、罗美婷。
罗美婷先回去了，邓子丞妈妈让他送一下我和黄含默。
我们仨从南门返回学校。
因为我还要去拿快递，所以黄含默先自己回了宿舍，留邓子丞陪我。
我和邓子丞一起走进标有“阳光快递”的大门，灯光变得昏暗，四周是积灰的杂物。
在输入取件码的屏幕前，我把包背在身前，把手伸进书包里操作手机查看取件码。
取件码是八位数，一般来说我会四位四位地背下来，看一眼手机就在面板上输入四个数字。
我在查看取件码的时候，他站在我身后，趁我输取件码的时候，偷偷把手放在我的头上，轻轻地抚摸。
我的记忆系统瞬间停止工作，连四个数字都背不下来，只能抬头输入一个数字，低头看一下手机。
那是我取件最慢的一次。
拿到快递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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